资深土地问题专家：深化土地改革意在全面激活乡村

　　此外，废弃、闲置宅基地的退出，异地使用、交易、外来资本和人员如何进入都需要研究斟酌。

　　中央政策在宅基地问题上一直比较慎重，2017年“一号文件”对宅基地的权利体系形成了一个基本架构。在农地三权分置以后，如何构建宅基地在所有权、资格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关系，中央已经有所考虑。下一步需要在宅基地改革试点经验总结基础上，就如何落实集体所有权，如何保障农户资格权和使用权，如何实现集体所有宅基地的经营权上给出具体安排。

　　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乡村活化问题，最关键的还是宅基地改革，期待在三年试点结束后，2018年“一号文件”顺应乡村发展实际，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。

　　城乡互动是城市化的新动向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：很多机构把宅基地“三权分置”对房地产的影响放大，怎么看?

　　刘守英：分两个层面看，首先是对土地市场的影响，无疑会很大，2.5亿亩宅基地存量巨大。宅基地放开后，供应主体多元化，打破了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格局，对土地市场的冲击是难免的。

　　但要说冲击巨大，有些危言耸听。宅基地入市，一定是渐进式的。受制于严格的用途管制与规划管制，也没那么容易大规模入市。

　　考虑到土地的区位性，不是所有的宅基地都能用来建房子，区位不一样，用途不一样。城中村、城边村、城郊村的宅基地也只能进入到租赁房市场，从市场角度看，大量供给租赁房对租赁价格会造成影响，将宅基地入市视为控房价的利器，只是一厢情愿。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：乡村振兴与城市化的关系如何协调平衡?

　　刘守英：我现在觉得城市化在发生重大的变化。大的城市在不断转型升级，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单向转向互动。

　　人的流向可能是我们整个中国城市化非常重要的风向标。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动向，往沿海地区的人在减少，中西部地区出来的人往地级城市跑。

　　在城市，资本的流向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，很多资本开始往乡村走，往城市和乡村结合的地方走。

　　在土地的使用方面，乡村的用地开始大量增加，乡村用地增加的主要的原因是整个城乡的互动。乡村本身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：大量村庄衰败与部分乡村在活化同时存在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。

　　这两类乡村，一部分死，一部分活，接下来中国乡村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：死怎么个死法，这是非常大的问题，死也有很多种，怎么整合;另外就是活怎么个活法，资本怎么进入，这是第一个乡村的变化。

　　乡村第二个变化是业态的变化。乡村现在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增加。乡村原来就是给城市提供粮食，现在乡村开始提供很多东西。中国传统的农业是与手工业绑到一起的，比如在西藏，我先种青稞，再养点藏羊、藏牛，再搞点手工艺品。这次我去西藏感觉非常有意思，那里整个手工业、手工艺品、“非遗”的产品开始出来，还有很多乡村的传统工业开始复活，传统产业开始复活。农业除了搞粮食还搞其他很多东西，比如乡村旅游、民宿，这些新业态蓬勃生长。

　　这样带来一个结果是，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，会有一个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跑来跑去的阶段。也就是说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可以应对城乡互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