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石与杨国强的新人生：代表一代企业家精神与理想

　　杨国强发现，这几年农民工工资提升得很快，农民种田可能一年才5000元，出来打工是5万元，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里去打工。留在农村的农民没有用联合收割机，生产效率也不高，收入水平也不高。实际上，中国农业发展整体还是比较落后。“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计划，我们能为这个做什么?”杨国强脑海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
　　城镇化关系到中国农村的发展命运，并且在国际上并没有对应的参照系。40年改革开放以降，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.8%到2016年的57.35%，仅用了40年时间，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镇化历程。

　　但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典型的突变性和特殊性。从40年历史进程看，我们其实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。尤其是2000年以来，表现为外部资本和经济介入的大面积城镇化，内部结构则表现为大城市急剧扩张、小城镇经济提升缓慢;大城市繁荣，小城镇衰落;大城市人口拥挤，小城镇人口稀疏;大城市增长强劲，小城镇发展乏力。最终，从小城镇底端到大城市高端，人口、资金、技术、产业等全部呈现出与城镇体系结构相反的倒金字塔形，这也导致了我国“土地城市化”远远快于“人口城市化”的原因。而在小城镇末端的农村，生产生活更加艰难，青壮年劳动力弃乡进城，甚至远走异乡。

　　问题是，迄今为止，中国的城乡差距激发的似乎只是“进城打工”，农民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，年纪大了还是要回家。这也是在说，城乡收入之差，缩短一段时日之后可能又要重新拉大。

　　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提出了“小城镇、大问题”，主张“内生型”的城镇化路径——从农村到小城镇，再到大城市的层层递进。但我们后来实际上选择了一条“外生型”战略，资源都在向大城市集聚。现在回头发展小城镇、美丽乡村，要与巨大的惯性相抗衡。更重要的是，与国外的各级城镇建制的平等不同，我国行政体制是层层管辖的，小镇是空间规模最小和行政级别最低的非农业聚集区，处在利益结构的末端。在重重障碍下，创新驱动的特色小镇期待成为一个撬动变革的支点。

　　杨国强所要去做的事情，从他个人选择和角度讲，是一个小道理。但背后蕴含着的是，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与大道理。

　　作为全球最大房企的创始人与掌舵者，杨国强坦露心扉说，碧桂园到了今天，有条件有责任去为乡村振兴做点什么。“40年前我种田，40年后我还是回去种田!未来，我想用80%的精力为国家做一些事。”

　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蒙代尔说过，从历史上看，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。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，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、让美国变得强大，如今也正在让中国变得强大，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。

　　一个有企业家的国家是幸福的，一个能诞生伟大企业家的时代是美好的。在中国房地产这个创富的行业，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王石与杨国强涌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