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地下群租房调查 我的头顶上就是下水道

　　苦中作乐只是少数时候，通常情况是一屋子的孤独。虽说地下一起住的，多数是跟她一样刚毕业的年轻人，但“流动性大”，人来人往，也就没有深交，顶多打个招呼。有时想找人聊天，却不知道找谁，累了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又怕父母担心，报喜不报忧。下了班就只能躺在床上待着，直到实在熬不过去，才会跑到广场上透透气，顺便哭一下。

　　但她不曾想过离开这儿。因为出身农村的她，深知自己回家后只能务农。“就是为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才选择出来打工，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。”

　　有时她走出地下室，抬头望到外面的高楼，除了心理落差之外，还有一些向往。“当时就想着，我什么时候就住到楼上就好了，哪怕是隔间也行，至少空气好点。”她还是觉得，一切总会好的。

　　“实在是莫有办法”

　　乐观的心态支撑着小李继续在北京生活下去，直到现在她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租到楼上的房子，做了感兴趣的工作。但同样居住在天通苑地下室里的莫老太，则打算在三天后回山东老家，她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。要不是那场大病，或许她还在家里，跟老头儿一块儿种地，一辈子都不会来北京。

　　其实她只有67岁，但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要老些。黑白交加的头发，庄稼人常见的黝黑肤色，脸和手都爬满了岁月和劳作留下的褶皱。

　　原本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老两口忙着地里的庄稼，儿子儿媳外出打工，虽然一家子收入不高，但总还有些盼头。只要攒够了钱，就把房子盖起来，给孙子娶个媳妇。

　　但自打她的眼睛开始迷糊后，这个家庭的未来也变得模糊不清。一开始总觉得是年纪大了，加上常年劳作的缘故，“不碍事，没必要浪费钱”。但慢慢地，她越来越看不清，走路会摔倒，切菜切到手，“再不看医生就瞎了”。这才在儿子的劝导下，开始治疗。四年来，看了多少医生，白内障总不见好，最终才踏上进京看病之路。

　　做完手术，花了一万多块钱，这是自家地里四五年的收入，“但在北京根本就不是钱”。检查前前后后要花上两个月，她跟儿子住到小区的这个地下室里。为了补贴家用，儿子出去打临时工，原本应该在床上休息的她，也偷偷跑到楼下捡垃圾，“攒点钱，混个馍馍吃”。

　　每天五点多起床，喝了一碗芝麻糊后，她就开始拄着一根扫把柄，在家门口的那几个垃圾桶里掏点纸板和饮料瓶，直到傍晚眼睛看不清为止。她眼睛不好，不敢走远，累了就在停车棚底下坐着，一看到有人扔垃圾就立马过去搜查。天气热的那几天，流了一身汗，“那也莫有办法，能怎样”，但一天下来，也只能捡个七八块钱。

　　虽然在地下室只住了两个月，但她还是觉得很长。在老家总能跟街坊邻里“唠唠”，但在这儿，她觉得楼上住的都是“有钱人”，“跟他们能唠啥”。她没想过有一天能住上去，也没想过回山东前跟儿子一块儿逛一次北京。即使她在这座城市的活动范围，只在那几个垃圾桶附近，再远一点就是医院。

　　“实在是莫有办法，赚的少，花的多。你说莫有钱，在这儿怎么生活?”三天后，她就要离开这个地下室，离开北京，回到她的玉米地，再也不过来。